第一次萌生写作念头是在农村插队的时候。记得那时正是农闲，经过整整一季的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大家都松弛下来了，睡懒觉的睡懒觉，织毛衣的织毛衣。我百无聊赖，一天里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乏了就睡，醒来就发呆，觉得生活无聊极了，无谓极了，少年时曾经困扰过我的疑问重新冒了出来：人为什么活着？生命为什么会终止？生活的意义在哪里呢？
也许因为生来敏感，很小的时候我就常常对着蓝天白云发呆，不知道世界是怎么来的？人为什么会死去，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尤其对死亡感到惊惧，对一个人突然从世上消失感到不可思议，惶恐不安。正在这个时候，有位知青同伴拿了他写的一篇小说给我看，要我提意见。看着那像颗粒一样既熙熙攘攘又井然有序地悬浮在纸上的文字，我突然心里一动：
写作，写作是可以拓宽生命，延长时间的！
可能就是在那个瞬间，写作这个念头钻进了我心里。而在此之前，我做梦都想进清华物理系，成为一个物理学家。
“时间是构成我的物质，时间是一条从我这儿攫取东西的河，而我就是这条河；时间是一团消耗我生命的火，而我就是这团火。”博尔赫斯的这段话表达了一直充塞在我心里但从没被明确表达过的想法。的确，促使我提笔的最初原因正是对于时光流逝的恐惧。而后来，当思想渐趋成熟后，我发现它仍然是我写作的主要动机。
说主要是因为，还有别的东西，比如对语言的迷恋，比如写作时被语言所激活而进入的美妙的创造状态，这些同样是驱使我们提笔的重要因素。我相信，一个真正的写作人是天生的，这种天生不仅仅指才情，同时也指他对于语言魅力毫无贰心的臣服，指他对于内心舒展、精神归依的重视。这份臣服和重视远胜于常人，足以抵御浮华喧嚣的物质世界的侵扰和诱惑。
执笔二十年来，虽然出于对语言既表达生活又遮蔽生活这种双重性的疑虑，也曾有过停笔的念头，但最终还是强烈地感到，即使你对语言有所怀疑，你也无法抵御语言的魅力。离开语言的生活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已是不可能（我指的是书面语言、文学语言），只有在阅读与书写的时候，我们才感到心安，感到愉悦。饱满的、富于张力的、充满表现力的语言总是使我们心旷神怡。
语言和现实的关系相当复杂。语言既是对生活的表达，又永远不可能真正表达生活，或者说彻底表达生活。这里面有语言自身的局限，比如它的单一、有序以及线性的结构，相对于复杂、混沌、毛茸茸、多维多面多变、乱丝一样纠结缠绕的生活，自然是杯水车薪，望尘莫及；也有操持语言的主体——人类的局限，比如人类运用语言表达生活的时候，往往表达的是对生活的评判以及对生活的理想、梦想，包括假想、妄想等等，而不是生活本身；又比如人类天生具有美化自己的倾向，总是不大能正视自己的卑微，自己的罪恶，他们的语言永远比行动美丽，比行动伟岸，等等这些，决定了语言在表达生活的时候往往也同时遮蔽生活，掩饰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遭遇纸上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巨大背离，为什么有“书读得越多越蠢”这样的感慨，为什么凭本能生存的人往往比靠理念支撑的人更接近现实的本质。
但是反过来，语言又不仅仅制造了上述尴尬，它当然也同时担负起了揭示本质的任务。毕竟人类的思想结晶、审美结晶等等最终大都浓缩成了语言的颗粒，在浩若烟海、扑朔迷离的语言苍穹里，永远都有真正的金子在发光，在闪烁。
而且，人类即使洞穿了语言的本质，即使意识到语言的巨大局限性，人也无法抛弃语言（仍然指书面语言、文学语言）。我们永远都会心甘情愿、别无选择地聆听它，向往它。语言是我们在茫茫黑夜中的萤火虫，即使它带有某种虚幻性，很多时候相当脆弱，却总是给我们以遐想，以希望。
对我来说，生活体验和想象力缺一不可。当然生活体验包括内心体验———有时内心体验甚至比外部经历还重要：两个人经历了完全相同的事，但由于性格、气质、敏感度的不同，这些事在他们心里留下的痕迹截然不同，或轻或重，或强或弱，完全依各人气质而定。所以，我总觉得，对作家艺术家来说，内心触觉相当重要，不能想象一个不敏感的人，一个对痛苦和欢乐缺乏强烈反应的人，一个对细节和幽微缺乏足够烛照力的人，能是一个好作家。
想象力同样至关重要，缺乏想象力的作家当然不可能是好作家。
写作时唯一应该遵从的是艺术准则，对我来说，这就是饱满，鲜活，深刻，新颖。市场的需求或读者的口味与真正的创作无关。同样，我相信好作品自有读者，虽然它不像大众读物那样，能够铺天盖地，引致街谈巷议，但它仍然有自己的读者——不会一时洛阳纸贵，但也不会空谷足音。事实上，有鉴赏力、有良好艺术感觉的读者相当不少，他们有时甚至比职业书评家更能切近作品本身。
有人认为形式只不过是一支酒瓶，重要的是里面装什么酒。这种说法猛一听没什么错，但细究起来就有问题。首先，瓶子有瓷瓶，陶瓶，玻璃瓶之分，瓶塞有木塞，水晶塞，塑料盖之别，不同质地的瓶子、瓶塞对同样的酒有不同的影响，将导致不同的芳香，口感，和醇度，其“形式”绝对要影响其“内容”的。欧洲人饮酒根据不同的酒配不同的酒具，就是这个道理，酒杯的敞口大小将决定倒进去的酒氧化程度之快慢，从而影响酒的口感和芳香。所以，形式不仅仅是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内容。
1985年，《婉穗老师》使我明白了这一点。那一阵“婉穗老师”的形象总是在我心里飘着，挥之不去，不写出来我就无法平静。但是当我开始动笔，我发现竟然“辞不达意”，好几个开头都被撕掉了——一直在我心里来来去去的形象我竟然无法表达它。后来，终于弄清了问题的症结：在我心里的婉穗老师是游动行走，飘忽不定的，也就是说素材是零碎断开，动感十足的，而我却用常规的、严谨、静态的结构去装它，当然要无功而返了。
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之后，我开始寻找适合的形式。它必须和素材的节奏，内蕴，形体相契合……很快，它呼之欲出了。找到它以后，我发现简直笔底生风，如有神助，心里的那个婉穗老师很快就栩栩如生地站在纸上了。
当然，从那以后，我高度重视形式。因为你深深认识到，每份素材都有一个最契合它的形式，只要找到这个形式，作品就自己站在你面前了。
